《知道分子》摘录

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思想完了。百家争鸣乱想了一通,给自己立了无数规矩,后两千年争的都是解释权。

我认识的生意做得大的,都装老实人,说起来净挨坑了。什么亏都不吃的,道儿越走越窄,谁愿意跟鸡贼共事啊?

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想别人也不过分。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规律。

流言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暗合了人们的期望

道德的目的,在于隔离社会各阶层,把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道德总是很雄辩、很成功的,唯独无法使各阶层人民停止互相吸引,把自己的归自己。

人类相信很多东西,赞美很多东西,视这些东西为增进自己幸福的必需,或干脆将这当做自己天性的一部分,赋予其神话般的崇高地位,没有也要牵强附会,以讹传讹,以使自己显得比其他动物懂意义,是为更高的目的存在。人比其他动物傲慢,在于他们以一种盲目的信仰接受一切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

和伟大的人搞惯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为自己也很伟大,或者他老大,我老二。抄惯了别人的宏论,也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哪句不是自己的。其实这很容易分辨——哪句也不是你的。

他也未必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内心大约还是想得个满贯百分才好,所以起初的姿态并非挑战,更多是挑逗撒娇,打情骂俏,撑死了是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坏孩子才需要更多关心嘛。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儿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没好好读他的书。

一个东西要发展、进化,达到高级阶段,总是要先出生,再取舍、淘汰、演变。黑暗是为光明显得重要而存在的,新生儿是伴随着痛苦、血水、肮脏和一塌煳涂出生的,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也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政府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像样的作品。

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

为什么人类的小孩都要在——受尽委屈中成长?

一个小孩说:你们这代人其实并没有学会怎么做父母——你们是和我们一起成长——我哭。——但是也没人教过我们——何止是我们这代不会做父母——我们的父母也早忘了怎么做——我们只被教过怎么爱祖国爱人民坚持斗争——慢慢学过爱自己。

何谓死亡?死,就是跟着幻觉去了。濒死,就是一生所有画面涌到眼前,对不起人的,就是地狱;一生无愧,就是天堂。

没有什么音乐能支持哪怕是最平凡的人的一生,即便是崔健,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有如我的青春胎印。他的每一声歌唱都如同我自发的呐喊,很美,很能提升自己的自我感觉。可最终,我该面对的还得面对,难堪的过程一步也无法省略。曲终人散,什么也没改变。

他总是朴素的、乐观的,还有几分天真、几分与世隔绝,像是高山积雪刚融化,冰冷、清冽、水寒伤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