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作家的交集

在凤凰网工作的时候,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位作家。

凤凰读书频道的编辑和我们只隔了一条走廊。白天上班的时候,坐在工位上就能听见她们那边传来爽朗的笑声,她们穿着很讲究,整天端着只够一口的咖啡杯,我一直怀疑大部分时间里,杯子只是一种装饰,而我从来看不到她们的身影。每天早上来的时候,走廊里只有余香,每天下班走的时候,走廊里传来的,还是那熟悉的、狂欢式的笑声。我们是开发组呀,她们的工作时长居然比我们还要长。

说实话,我很喜欢她们的生活,因为她们精致,因为她们聊的东西我只能零星听懂几句,因为她们经常在笑,这笑声成了我们开发组枯燥工作的唯一背景和念想。比较奇怪的是,我从未看见她们在工作时间越过走廊,哪怕出来透透气,我也从未在餐厅看见她们用餐,好像,她们和我们之间不只只隔了一条走廊,而是两个陌生的世界。

我们只能在开大组会的时候碰到,她们花花绿绿,白白嫩嫩,开组会的形象不变,端着咖啡杯,声音也不变,笑。有一次开组会,有一个编辑,一直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小心平衡着手里的咖啡杯,终于在人群中找见了我,于是坐在了我的旁边。她在人群里蜿蜒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她,好奇她寻找的目标,她来找我,我就更好奇。

她费了很长时间在她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个电话,确认后,她把卡片递给了我。我依然是满脸疑问。她说,她知道我进公司的时候,其实是应聘编辑去的,机缘巧合进了开发组。她见我表示同意,就继续说:“喏,别说不给你机会啊,联系这个作家,下个月交稿子的时候,你先审一审。这是电话号码,不过最好加微信。”我迟疑了一会,接过了名片,师姐又从人群里蜿蜒而去,混迹到属于她的花花绿绿,白白嫩嫩里。

我低头打开微信,加了好友。

作家通过我好友验证,已经是几天以后,那时的北京天气阴沉昏暗,雾霾的加重更是减弱了现实世界人们相互联接的感觉,这样想来,好像通讯录上的一个个头像反倒显得真实起来。而我列表了又多了一个不知身处何处的朋友,他亦或是她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得到了一点点的安慰呢?

我用王小波式的语气说:“你好哇!”

屏幕很快亮起来了,作家回了一条消息,中规中矩:“你好。”

在我介绍完自己的来意以后,作家表示肯定会按期交付。我在网站上看过这位作家的不少作品,正好本尊在,我就问起了关于写作的一些事情。作家讲起了自己的阅读经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中国古典文学,慢慢开始接触到欧洲,美洲到更广阔的范围,书原创的少,很多书都是把真正的书解构,重组得到的,真正文学世界里能读的书,用不了多少精力,就可以读完。他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会被经济主导的社会所看不起,因此宁肯说自己是无业,也不会说自己写东西。

我们从普鲁斯特聊到黑塞,从黑塞聊到叶芝,从叶芝聊到艾略特。后来又神游回国内,从上海作家聊到陕西三侠,从晚晴聊到民国。说是我们两个人交流,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默默看着手机,看着作家发来的一条条信息,似懂非懂的读着,每一次询问,都像是引信,点燃了电话的另一端。

他说,他很喜欢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和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谋而合。因为思想反过来可以审视思想本身,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构建出另外一个自己所想的世界。他说到这里的时候,问我:“你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了想,回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精神是白色的,不对,是透明色的,那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到达,那里有另外的一个我,赤身裸体,从来都未曾被塑造。”他停住了,我一遍一遍看手机,但是没有任何回复。直到第二天,他才回我:“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对于作家,我一无所知,真实姓名、年龄、性别、现在在哪座城市等等,我都不知道。我曾试图向编辑部的师姐打听作家的一些讯息,但师姐只说,这个作家是个怪人,他的稿费都是打到他朋友的账户上的。

我说:“那我很荣幸。”

我们每天都会在微信里聊很久很久。有时候,她说,她在深圳看房子,准备买房,还给我发来照片,有时候,她说,她在杭州看望朋友。她的每次出行我都了如指掌,但是照片中从未出现过她。我曾问过她在哪里定居,她说,她居无定所,换城市就像换衣服一样。我以为她是在敷衍我,对她这样的态度表示很不满。于是她给我讲了她的一些故事。她出生在湖南,具体是哪里她也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一直是由养父母带大。前两年因为一次重大的生病,声带受损,永远不能开口说话,后来患上了抑郁症,曾经尝试过自杀,终于被救了下来。

她说了很多很多,说完以后,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终于有一天,她给我打了电话。我接到了电话,我说:“你还好吗?”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接着电话就挂断了。她在微信上说:“你听到我吹气了吗?”我说:“我听到了。”她说:“那就表示:是的意思。”也许在声音的世界里,这是她仅可以表达的内容。

她显然对自己失去声音的事情很是在意,我安慰她说:“真正的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我接着说:“你还可以通过磕牙的方式来表达想法。比如,磕一下牙就是好,磕两下牙就是不好。”于是,我们又接通了电话,我对着电话说:“你还好吗?”电话那边传来了清晰的磕牙声。

于是,我们约定了种种磕牙的方式和次数来表现很多意思。我和她说:“如果你要表现自己生气,就磕十下。”然后我说:“你是不是笑了?”电话那面传来了一次清晰的磕牙声。就这样,我几乎把所有的交流最后都变成了是否问题的回答。我们摆脱了打字的交流方式,开始用语音通话。

这样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而她在磕牙,再后来,我在说完一段话以后,就会说:“你是不是同意了?不用磕牙,我知道你同意。”于是,对话就成了自言自语。等到电话挂断的时候,我就会收到她的很多消息来补充刚才的对话。

我们就这样从烈日炎炎的夏天一直聊到北京的第一次大规模落叶。我不再好奇走廊那头的世界,那些狂笑在我的记忆里渐渐成了幻觉,最后消失不见。她的稿子也如约交付,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本书的出版,她给好几家媒体供稿,有时候也会先发给我看一看,我大都没有意见,因为审稿这件事,我是外行,她发稿件让我看的目的无疑是想展露更多自己的世界给我,而我们对此都心领神会。

直到有一天,虽然她一直在电话里是沉默,但我不晓得是因为那天冷硕的天气还是因为办公室那些编辑花枝招展给我的烦意,我知道她出事了。我在电话里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表示,难受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我也希望她不要一个人待着,尽量去空旷一点的地方,我要求她一定要和我保持联系,时刻在微信上和我沟通。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的哭泣,没有声音,但绝望至极,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她把电话挂了。我觉得她一个人静静也是一件好事。于是,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表示一定要保持联系。微信是我和她发生联系的唯一媒介,如果她把手机一关机,她的世界就向我完全闭合了,而我只能束手无策。

几天以后的早上,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她的第一条动态。是一个小镇的街景,一条雨后湿润的石板路,旁边是一条青绿色缓缓流淌的小河,画面中没有人,图片只配着一个标点符号:句号。那几天时间里,我天天早上会和她问早,生怕对话框里出现一个无法发送消息的感叹号。可是,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不知道这张图片的含义是什么,但这是我和她之间关联的最后一个场景。此后,我再没有收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动车从北京出站的时候,我吃了一颗安眠药,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几百公里以外了。从那以后,我明白了,消失这件事情,就像是挖开的一个无底洞,任凭如何都无法把它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