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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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形而上学传统的颠覆者

在西方思想史的传统上,有两股绳子始终平衡着文化的大厦。一是苏格拉底以降的理性传统,一是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与道德戒律。二者势力的交替左右着西方思想史的发展,不断塑造西方精神世界的物质模型。这两个观念已经深深扎入了西方人的意识里,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无可争辩与质疑的。但尼采的出现,打破了这座文化的大厦,彻底从最底端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尼采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质疑最基础的知识和思想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通过改变我们写作和思考的方式,人们也可以改变自我。
大多数哲学家只是分析和完善概念,而尼采会直接发问,概念是什么?我们如何制造出概念的?概念又如何来规定我们生活的?苏格拉底及柏拉图会解释道,概念是神制造出的最为完满的知识,是与生俱来的,真理与道德是客观、完美的标准。但回顾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道德”其实是残酷与暴力的统治结果,“真理”不过是我们为了用道德角度解释生活而强加上于生活的特定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反思直接给日后兴起的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一种思考路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说,“被给予的”( given )就是他所说的生活形式,或者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活方式是被给予的,是从它们没有理性的缘由这个意义上说的。一般而言,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并非一切事物在任何时刻都是可获得的。批判一些事物,你需要依靠那些你认为至少在当下是被给定的范畴,就像怀疑必须依赖人们习以为常的确定性,才会成为可能。
尼采最先是以研究古典语言学而开始其学术生涯的,1869年,尼采被巴塞尔大学聘为古典语言学特级教授,而在三年后,尼采就出版了其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书没有任何脚注与参考文献,仿佛像一篇战斗檄文,挑战着时人的观念。《悲剧的诞生》体现了尼采哲学两个最持久的主题,一是尼采认为“哲学”和“文化”并不是稀有的高尚的追求,而是不同力量与动力之间不断竞争的表现。二是尼采认为,人们普遍认为的哲学,是对主流概念和思想进行全面的、抽象的概括,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找出并促进那些历史力量( historical forces ),它们使“强劲”( strong )且具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动得以体现,还应在现实中再造这些力量。 后者对于尼采来说,是在他哲学研究生涯中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对于前者,事实上尼采的观点可能有待商榷,文化或许并不是一种不断竞争的内容,而是一个相对静止的价值模式。在文化发展与兴起的过程中,“文化”( culture )这个词和宗教术语“崇拜”( cult )之间存在着一种词汇学的关联。许多美学术语(象征、创造、灵感、启示、统一、顿悟、自足等等)都带有少量的神学意味。文化像宗教一样,为日常活动带来了宝贵的价值。同样像宗教一样,文化关乎基本的真理、精神的深度、正确的行为、不朽的准则和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它同样有自己的仪式、大祭司、偶像和礼拜场所。而正是对“文化”这一概念的难以定义,尼采在后期哲学研究中似乎也没有对这一主题深入的理解下去,而是对后者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与批判。
哲学研究的错误在于研究方向的相反与信仰的无力尼采用虚无主义”来形容那些空虚或“虚无”的感觉,这些感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约束生活的标准和价值不屑一顾,却又无力创造新价值。他认为,人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再信奉曾塑造过基督教世界观的道德理想,但同时又缺乏创造新价值、新人生观的力量。不再信仰基督教超验价值的男男女女随处可见,但这些人同时也无法摒弃基督道德的规范和约束。 与19世纪其他批评宗教、道德和生活的评论家不同,尼采并不试图寻找一个更有效的道德生活;他要做的是将生活从道德框架中拯救出来。他认为,19世纪的文化催生了虚无主义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发明了一系列高于生活,并用来约束和评价生活的道德概念,比如“真理”、“无私”、“平等”等。这些道德价值不仅抑制尼采坚信的生命最本能的力量,还唆使人们根据僵化的道德法则被动地( reactively )生活,而不是为自己主动地( actively )创造价值。
一切道德戒律都是人自我束缚的产物,它们产生于人类意识,却又异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意识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人们再无健康、野心、拼搏、生命力等力量,取而代之的则是谦卑、虔诚等软弱的力量。尼采认为,我们用道德抽空了人类原始思想中的积极内容。就此,他试图建立一套内在于生活的原则,利用这些原则把存在于人类内在的生命力解放出来。尼采在他的强力意志( will to power )理论中找到了这个生活的原则。他断言,生活本身是固有的( immanent ),或内在于生活的、与他人无关的创造原则是推进生活前进的动力,我们不应该从外部道德的观点来判断( judge )生活。强力意志是一种与人无关的原则,因为它的信条是,所有的生命,不光是人类生命,都是追求权力( power )的整体。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进步的生成和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种形式的生命都在试图不断扩张并增加自己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的目标不是道德启蒙、道德改善或者自我保护,而是获取权力。一种生命形式变强大的方式就是将其他强力( forces )占为己有。
在打破了基督教所构建的道德体系后,尼采又抡起了锤子打破了苏格拉底以降的“理念论”。尼采断定,在强力角逐背后,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能够了解的“世界”或“本质”,我们所知的每一个概念和价值都代表一种对生活强有力的解释的胜利。人类道德形象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创造了语言,并用语言将价值投射到世界之上,我们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道德世界,可是很快却忘记了这个形象正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尼采对传统道德解读提出了挑战,他追溯了道德的历史起源,标记了道德界限,并创造了一个“无关道德的”( immoral or non-moral )思维形象来取代道德。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多次表达了对这种理念与道德的厌弃,“我不相信任何体系的构造者,因而回避他们。求体系的意志意味着缺乏诚实。”(《格言与箭·26》)“哲学家们的另一个特异反应同样危险,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出现的东西——可惜!因为它根本就不该出现一设定为‘最高的概念’,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把蒸发中的现实的最后烟雾作为开端放置到最初。”(《哲学中的“理性”》)
尼采区分了“强势”( stronger )和“弱势”( weaker )的生命形式,并且支持对全部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这种政治观也被后来的纳粹拿来作恶。自此尼采在政治哲学上一直背负着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的恶名。实际上,尼采鄙视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和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 ),并苛责德意志帝国从1870年代起开始的衰落。造成尼采名声败坏的一大部分原因源自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 Elizabeth Nietzsche,1846-1935)。尼采在1889年精神失常之后,所有的版权都由伊丽莎白掌控。她的政治观点或许可以从她嫁给了反犹政治领导人伯恩哈德·福斯特( Bernhard Forster,1843-1889)这一点上窥见一斑。她随意篡改尼采原著的内容,断章取义。1900年尼采逝世之后,伊丽莎白的做法对纳粹采用尼采思想铺平了道路。 其实尼采的政治哲学是想表达在伦理和政治方面人类道德形象的进步,与种族无关。尼采的思想并不能成为其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根据,因为就其本身充满平等与善意的基督教义、平等主义的政治人文主义同样被用来支持帝国主义殖民的“文明任务”。我们只有把尼采的思想放入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才能了解尼采的这种理论开创了关于存在、责任、伦理和人类意义的思维方式。
对古希腊悲剧的研究也让尼采在艺术上有着相似的研究理论,对于尼采来说,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被同化成固定概念和价值之前,它能看到世界的特异性( singularity )通过这一方式,艺术提醒我们,概念系统起源于隐喻,并暗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所继承的概念决定我们对“人”的看法,艺术的激进作用就是,它可以为生活创造一个未来,这个未来能够超越现代人类道德形象。在古代社会,当古希腊哲人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他们心里想的,是理想的人;拿破仑称赞歌德说,“这是一个人”,他也在重申古代关于人的定义,即堪作事物尺度的、完整的人;这也是《论语》中“子路问成人”的意思,“成人”就是成为人。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思想家篡改了人的定义,人性的真相从此取决于其中最低劣、丑陋和一般性的部分。而尼采那个时代,“人”这一概念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尼采作品的核心就是保证人生在道德界限之外进行美学转化,这基本上塑造了他“后人类”( post-human )思想家的形象。
现如今,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没有常识、不分真假、盲目信仰、对人的概念无法统一的,我们的思维被塑造成批判的、思索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尼采,如果没有尼采对西方思想的颠覆性重建,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怎样混沌的思想世界里。

一、悲剧与艺术

尼采的哲学研究是从《悲剧的诞生》这本小书开始的,在这本不到120页的论著里,尼采重新定义了艺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悲剧的论述,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便汗牛充栋,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具有“净化”的作用,通过形成习惯,培养伦理德行。在他看来,伦理德性即指品质,就是人们对于行为和感受所持有的态度。过于强烈或过于软弱都是“坏态度”,只有适中才是“好态度”,而文艺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净化人的情绪,使它既不过分强,也不过分弱,而是要保持适度,经过多次的文艺事件实践,在许多优秀作品的反复激发和疏导下,这种适度的情绪就变成了一种定向的良好习惯。在谈论悲剧的效用时,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悲剧的效用就是“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 而尼采却认为,悲剧的作用并非“净化”,“净化”是个减少的动作,而悲剧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内心的充盈,文明的混乱与力量的丰满。
悲剧艺术能够催生对价值观的重新评估,这是因为悲剧深刻地反映出人类体验的深度与恐惧感悲剧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生存扩张能力与其忍受痛苦和恐惧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尼采认为,希腊人之所以创造悲剧艺术就是因为他们足够强大,能够直面生命创造与毁灭的无限循环。这样做需要强大的力量,因为个体必须接受生命的完整形式——包括暴力、挣扎以及战争——而不仅仅是庆祝生命最高尚最文明的一面。尼采认为,悲剧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希腊人体验到混乱以及文明产生前与人无关的生命形式所拥有的力量。悲剧表达了作为人类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对权利和统治的贪婪、原始的兽性,以及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观的欲望——我们为了保持文明形象而必须压制的东西。的确希腊后期的悲剧体验使我们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道德”、“文明,同时也使我们思考,我们要创造怎样的价值观才能发展成足够强大充满活力且易于扩张的生命形式。
好比在《俄狄浦斯王》里,希腊人想通过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展现“人”的原始欲望与强大的生命力,而我们却始终用“不道德”的眼光评判俄狄浦斯。所以无论我们如何提倡着去复兴古希腊文化,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用来建立道德和文化价值的现代思想基础也始终是一种弱化了的、受限的人生观——被理性和道德观念束缚的人生观。现在,我们虽然拥有对生活的想法(比如民主平等或道德观念),却体会不到那种滋养了生命活力的希腊悲剧精神。尼采不无哀痛地说,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道德高尚”、“健康”,却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神经质。我们也许可以总结出,纵然“现代思想”、民主概念深入人心,其实“乐观主义( optimism ),理性、理论及实践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utilitarianism )的胜利,与民主本身一样,只不过是权力减退、死亡接近、生理疲劳的表现而已。”《俄狄浦斯王》使我们看到了生命中非人性的力量能够超越并且威胁到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
悲剧是与道德无关( non-moral )的人生观的基础。相反,当人们试图用各种详尽的道德标准衡量生命的时候,希腊悲剧消亡了。悲剧文化消亡之后,人们对生命的阐释( interpretation )是消极堕落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道德”观念也因此而生。当希腊人无力肯定生命中那些破坏性力量时,悲剧文化也就被毁掉了;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些用来约束那些混沌的力量的,高于生命的抽象概念,其中最恶毒的一个,尼采认为,就是道德。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在《魔术、科学、宗教与理性的范围》中提过一种说法,理性最大的诱惑,在于它能够提供其他知识形式、其他宗教信仰都无法提供的、最稳固的安全感—理性将许多事情清楚地排除出去,清楚主张那些事是不合理的,一定不会发生,所以人们连想都不必去想。正因为如此高度发达的理性,科学就取得了高度的权威先行性,科学占据了比其他信念更高的地位,为我们解释各种现象。而在一个科学权威尚未形成的世界,有着五花八门的道理,竞相提供对事物现象的解释。我们却对此缺少一种理解的宽容。希腊悲剧正是要书写和一种没有被理性整体理解的状态的世界。用《百年孤独》开头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由此尼采认为,希腊悲剧的天才之处在于,悲剧的叙事、角色和图像等美学形式保留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原始的、非道德的纽带,而这些美学特性恰如其分的用人性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些原始力量。 希腊文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同时吸收标志生命系统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因为“最高”价值是挣扎和冲突的产物,尼采主张,研究古典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不是被动的重复或依附希腊价值,我们必须向希腊人那样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我们的过去。因为只有不断挑战标准人生观和文化观,我们才能创造新的价值。
而在《悲剧的诞生》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日神”( Apollo )和“酒神”( Dionysius )这两个概念。尼采从一开始就认为“艺术是在日神和酒神的双重影响下不断发展的”。日神代表希腊精神中的秩序、明晰、比例及和谐。这种力量以希腊雕塑和其他视觉艺术形式体现出来;日神力量也体现在个体的一些典型思想上,比如,认为自己是神造的艺术品,努力发展自己坚强的个性等。日神代表的是个体化原则(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与群众不同的鲜明个性。相反,酒神代表的则是对所有固有结构造成威胁的混乱、狂喜的状态。酒神的信徒庆祝性欲、潜意识里的欲望及非道德的自然力量;伺机毁坏个体的“个性”,并把我们团结在自然“最本质的核心”( innermost core )周围。酒神以最原始的力量、具有麻醉性的音乐表达美学,使听众完全沉浸在“忘我状态”。 《悲剧的诞生》一文中赋予了日神种种道德优势,尼采仍坚持认为日神力量必须要有酒神能量加以补充。尼采始终认为酒神最能够代表人的自然本性。酒神非道德的自然特性同时拥有创造力和毁灭能力一这是变化的强大动力,因为它在创造的同时享受毁灭的过程。日神力量必须要与酒神促进变化的能力相融合,否则生命终将变成一成不变的僵化形式。因此,日神与酒神必须相互依存。不过,尼采也清楚,酒神的“狂醉”( paroxysms of intoxication )终将毁掉人类为了反省自己的价值观而创造的所有的文化形式。酒神音乐与仪式的狂喜状态“甚至要用神秘的整体观毁掉个体性”。因此,必须用日神的美学形式制约酒神的能量。基于此,尼采把日神艺术看成是形式限制:它设定了一个“界限”,使人们“疯狂的冲动”不至于“变得病态”。日神艺术的形式限制使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构成一个单独的个体;这种个性化原则(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使人不断发展社会和文化结构,从而规范人类存在。
在希腊悲剧酣畅淋漓地展现人类非理性的一面时,苏格拉底的出现终结了希腊悲剧,至少尼采是如此认为的。苏格拉底哲学以对话形式(或“辩证形式”)探讨道德、政治、美学价值中相互矛盾的定义,目的是寻求普遍真理。自苏格拉底开始,意识取代了神话,成为希腊文化的主要创造力。自此,哲学超越了艺术,且随着辩证法逻辑的不断发展而壮大。但是,尼采却认为,正是苏格拉底提出的三大乐观主义基本公式——知识即美德、罪恶源于无知、有德者即有福者——导致了“悲剧之死”( death of tragedy )。悲剧的指导性原则不再提供形而上学式的安慰,使人们相信在现象旋涡的表面之外生命永恒不可摧毁,相反,苏格拉底哲学之美在于他认为智慧比美更能精确的描绘悲剧的本质。
理性的兴起终结了非理性的悲剧,由此也引申出尼采艺术观的基本架构:艺术是我们所在世界所有真理的本质。它是有意的创造,是将真理变成存在的自我意识的视角;它的力量存在于创造概念的过程中,比如“身份”和“差异”,“存在”和“生成”,“真理”和“表象”等,这些概念构建了对现实形而上学的解读。尼采认为,艺术的矛盾之处和艺术的力量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创造性视角来整理概念思维,也提供了穿越真理和道德的力的体验。艺术的力量无法被它创造出来的概念完全体现出来;艺术比道德“更神圣”,比真理“更有价值”,因为它所展示的是,每一个真理都是一种解读,且没有任何一种解读可以充分的理解世界的全部。将世界看作是强力意志的艺术作品,就意味着承认生命的核心之处有一个内在清晰的力量。现代人脱离酒神的创造精神,导致生活多样性受限于各种“概念”,这种限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

二、真理与隐喻

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说的“真理”是指不随时间改变的一套衡量标准,而尼采却认为真理并不超然地存在于人类的价值体系之外,相反,真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真理的历史起源。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有一句“月光酣睡在河岸多么恬静”,就用了拟人手法(酣睡)来描述字面意义( literal )或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大地反射月光)。这种拟人手法就是一种隐喻,它提供了一种看待客观事物的新方法。月光当然不会酣睡——它没有生命——但是借用拟人手法,莎士比亚就能够使读者产生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隐喻语言很明显与“客观”、“事实”有某种联系——莎士比亚用生动的画面来描绘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真理的体验——但这种描述唯有通过虚构的视角才能发挥作用。基于此,原意与比喻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真理本身较强与较弱形式之间的关系。原意与客观事实是同义词 ——我们都看过月光——而隐喻的作用只能屈居二位,它不过是用主观视角描述了事实。 通过莎士比亚这一现代语言学里最为简单的例子来看,隐喻的作用是使得某种思想拥有超过其语言本身的地位。尼采哲学不断削弱“原意”并提高“隐喻”真理的地位。他认为我们不该把原意或“纯”真理的重要性置于隐喻之前,因为真理本身就是人们发明出来的隐喻,这种隐喻的作用是使某种特定的思想形式和生活方式获得权威地位。
自《悲剧的诞生》以来,尼采一直认为经典文化和现代文化都被削弱了,因为人们开始教条地相信人生和思想必须要与某种抽象的价值观相符。这种教条式地错误始于苏格拉底,他坚持认为人生需要根据普世真理来重新解释,这无疑加速了希腊文明的衰落。苏格拉底的错误在他的弟子柏拉图那里进一步加剧,柏拉图创造了一个超验“思想”体系,提出了“正义”、“美”、“善”等概念,使人生有了形式。 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就是教条主义错误,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解释说,“这一错误即是柏拉图创造的纯精神及善本身”。柏拉图意义上的真理是超越人生的绝对价值——真理的理想原则,而不仅仅是另一种对世界的主观评价—对于尼采来说,这是混淆了真理的意义。真理并不是超然地存在于人生之外的完美形式;不同视角之下会创造出不同的真理,其目的都是建立某种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哲学家们通过判断某事为真,创造出一种假象,即与判断对立的一面先于判断之前存在。但是真实和虚伪的差别只是判断的结果,这种判断非常软弱,无法承认自己不过是一种观点而已。或许尼采最深刻的论断就是,假的判断对我们仍是有价值的。他说,判断的“正确性”并不取决于逻辑一致程度,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创造条件,允许强有力的生活形式发展下去。尼采所谓的“真理意志”( will to truth )不同于对“纯”知识的渴望,这种意愿作为一种根本的动力,催生出能够延展和改变人生的世界观。因此,思维的目标不是寻求纯“真理”,而是建立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导下,我的潜力能够充分展开,我的愿望得以满足,我的创造天性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对于尼采而言,判断是一种目的论的工具,无论判断的结果是真假与否,只要这个判断能提供给人们一种生活的能力与方法,它都是有益的。真理或假象并不只是一种评判标准,而是要内化为人生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做的是借由这个工具来开辟我们的人生,而非为这个工具所支配。
尼采在《无关道德意义的真理和谎言》一文中提出了人类思想的本质及其进化的历史理论。他反对思想代表“道德意义”,“追求真理的纯动力”的想法。尼采一开始便提出,人类智力的强大之处在于虚伪,而不是追求真理或纯道德意义的能力。他认为,虚伪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弱者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欺骗强者,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强者可以用暴力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弱者则必须使用一些手段,利用讨喜的外表来保护自己。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诡计演变成了社交礼节。尼采接着进一步分析了真理和知识,他认为,只有通过遗忘( forgetfulness ),我们才能持续相信纯真理。他对语言规范的分析逐渐发展成为对物质和因果的批评分析。尼采认为,词语不是真理的纯属性,而是图像和声音通过刺激身体和大脑神经而产生的副本。我们所谓的语言产生于两个隐喻之中:神经刺激转化为图像(隐喻一)声音模仿这一图像(隐喻二)。身体的感觉首先要转化成这些隐喻才具备意义。尼采正是利用这一观点重新阐述了隐喻与真理的关系。他认为,隐喻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语言表达,相反,隐喻创造了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随后又被冠以真理和价值。
这也不是说“真理不存在”了,而是我们忘记了,或是说被故意压制了。我们用建构的“真理”来减少社会冲突,促进新的生命形式发展。逐渐地,这种人为建构的“真理”成为道德,从此道德和真理在某些语境下成了同义词。尼采认为,在现代社会,对“道德”和“真理”的理解已经变成了定义人的基础。比如访谈类节目里面反复提及的道德诉求,规劝观众通过“做真实的自己”来体验真正的自由,就是道德化的过程。尼采强调,我们完全忘记了这里所谓的真实不过是社会规约下“习惯性的隐喻”而已。尼采认为根深蒂固的社会规约和道德生活全部都是隐喻,随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忘记这些主导价值观其实仅仅是某种生命形式对世界的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比较强势持久,成功的保留了下来(比如基督教的世界观,或者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我们忽视价值的起源,导致我们无意识的依赖社会道德,这些社会道德逐渐被人们接受,就进化成了新的完美的真理。这样看来,一种价值的“真实度”最终是由其被使用的频率决定的人们越是频繁地依赖于它,它就变得“越真”。
这种真理与隐喻的关系并非不可破解,除了“通过遗忘”,我们还可以诉诸艺术。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在其被同化到抽象价值体系之前捕捉到感官的特异性,通过这一点,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概念系统有其隐喻根源——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隐喻的残留”。艺术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其他方法,使我们重新思考概念的形成及其自身的特点。

三、历史的谱系学

所谓的谱系学,实际上就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概念与文本的发展过程。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把传、注看作是经典得以产生的前提,也就是说,经典与传、注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时间性的关系,像通常人们说的那样,先有经典,后有传、注,而是恰恰相反,古典文本是通过后人的传、注才成为经典的,否则,《春秋》就只是“断烂朝报”,《诗经》无非民间歌曲之汇集,《易经》也不过是占ト之书,《尚书》至多只能提供后人了解历史的线索而已。因此,不是经典产生传、注,而是传、注创造经典。这便是一种谱系学的文本观。而尼采的谱系学则试图寻找道德观的形成过程,不同的是,他没有依赖已有价值及“道德”和“人性”本质。他不断地思考某
一实践或信仰的起源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说明我们称之为“道德历史”的东西实质上代表的是对人生发展过程的具有权威性的一系列解释。
尼采的谱系学包含着对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是悲剧的谱系学,一方面是“道德人”的谱系学。对于悲剧来说,一般认为悲剧都是从一个悲剧想法( idea )发展成为一种虚构的表达,而尼采却认为,希腊悲剧纯粹是先于概念层次的物质政治力量( force )。希腊悲剧的冲突不是思想——完美对抗世俗,或者普遍对抗个例——而是力量。众神和凡人在舞台上痛苦挣扎;合唱团和演员们随着不同的声音摇摆;音乐和肢体语言打断了思想和概念。尼采认为,悲剧艺术并不提供生活的道德解释;也不提供目的论观点中存在的目的或目标。相反,悲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暂时用最深厚的物质力量——永不停息的生活本身——将我们置于任何关于形而上学式的安慰或者救赎的希望之外。体验悲剧就是要突破个人狭隘的疆域,与永恒的生活洪流融为一体,苦难、痛苦及暴力与欢乐、力量及创造力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种体验使希腊人穿越了道德概念直接到达了孕育所有概念的物质过程。
而“道德人”的概念,则是尼采谱系学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论述了“人”作为道德存在的谱系学观点,目的是证明我们的价值和道德信念,甚至,“道德”本身都是对残酷的暴力行为系统滞后的重新解释。人们用惩罚性的赔偿机制来不断提醒自己负债的记忆和历史意识;记忆本是外在的、暴力的,可这一点逐渐被忘记,取而代之的是内在化了的“良知”,作为拥有自然道德能力的“人”的形象由此诞生了。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我们自己编造的,关于自己卑微邪恶的起源的故事。 尼采对道德思想的批评有时会被误解,因为他在作品中常用“主人”道德和“贵族”道德这类的词汇,比如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及《道德的谱系》中,他用这些词汇描述对人生的正面肯定。“主人道德”( master morality )和尼采所刻画的西方思想的被动性或“奴隶道德”( slave morality )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描述的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这种体验是生命存在( vital being )个人的前反思的、自发的体验,而后者则规定了一套规则与禁忌的抽象代码,毫无差异的作用于每一种人类生活形式之上。换句话说,“主人道德”这一道德词汇代表的是上升和强势的存在方式。尼采反对任何道德或政治对平等的倡导(比如包含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民主思潮等思想之中的平等意识),因为个人权利不能由标准法则来定义,而应该“由他自己的本性所决定”。尼采认为,只有当我们压制或者忘记道德意识中的残忍及暴力时,才能从动物“人”转化成道德人。就好比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刻画的夏洛克,他向安东尼所要一磅肉来顶替他的债务,就是以非道德的考量来体现公正。内疚不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变成了人的道德本性。尼采的谱系学论证的就是这一转化。尼采强调,若要充分理解这一转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牢记,首先内疚和个人义务源于买卖关系;其次买卖关系是衡量自己及与他人关系的方法,且使积极的分离强弱生命形式成为可能。
相比于传统历史编纂学,尼采的谱系学更注重历史在哪些方面对人类有用。注重历史的有用性而不是它的“客观”价值,这在尼采对历史类型进行谱系分析中达至极点。尼采区分了人类利用过去的三种基本形式:丰碑历史( monumental history )、文物历史( antiquarian history )和历史批评( critical history ): (一)历史的“丰碑”概念是由“实干家”们提出的,他们认为当代文化充满堕落和自恋。他们试图振兴过去那些使人变得高尚的东西,来阻止当前文化堕落的趋势; (二)对文物历史的研究是对过去的崇拜,并以连续的民族传统为基础,试图定义当下的重要性。文物历史观主要是由学者和保守派政客倡导的,这种观点“通常是现在官方指定的所谓的真正的历史观”; (三)历史批评是“评判和谴责”的历史。历史批评学家在当下这个法庭上控告过去,目的是寻找历史中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强大而有效的生活条件的诸多方面。
这利用历史三种基本形式的提出是为了一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即“我们如何从历史中变得强大?如何创造能够为生活服务的历史?”尼采提出,我们应该在改良后的历史批评中寻找答案。丰碑历史和文物历史的缺点,使历史批评的好处更加凸显。丰碑历史有两个弱点:它巧言令色地假设某一时代的价值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时代;它强调重大历史事件不受时间限制,这实际上有碍人们创造积极的价值观和生活形式。这些缺陷加上文物历史永远“向后看”的弱点,就变得更加严重。文物历史完全不顾“更高生命形式”和新型的历史力量,只一味的崇尚那些屈服于某种传统的历史事件。文物历史“只知道如何保存生命,却不知道如何创造生命”。然而,尼采认为,尽管丰碑历史和文物历史有种种缺点,我们也不该完全否定他们,而应该用历史批评的活力来补充他们。一个谱系学家,如果懂得历史的传统与价值,他的历史观将会迎合人类现在和未来的需要。一旦我们可以从当下的角度带着批评的眼光去修正丰碑历史和文物历史知识,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个新的历史版本,开创新的人生观。
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本质上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和不同层次的存在进行了积极的分离( active separation )。这一晦涩的主题比较不易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对于尼采来说,“谱系学”既是一种检验道德历史的方法,也是区分“高”“低”价值的方法。 “谱系学”对于尼采,不仅意味着要探索历史起源,还要探索区分了积极和被动生活方式、创造了价值的分离运动。用德勒兹介绍尼采的一段话作为概括,就是“谱系学讲的既是起源的价值又是价值的起源。谱系学反对绝对价值,也反对相对价值和实用价值。谱系学重视的是价值的不同元素,价值正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因此谱系学既指起源与诞生,又指源头的区别与距离。”
道德概念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主流力量和利益对生活不断的重新阐释。单一思想或目的不能构成某一历史事件意义的全部;相反,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决定了某一思想或实践的意义。因为历史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价值和解读,历史习俗的意义和功能也将由拥有强力意志的人决定;他们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环境当中,并积极组织活动,宣扬他们对生活的解读。对于尼采来说,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不是寻找过去永恒不变的历史“事实”;我们需要对历史重新解释,以便我们能够蓬勃的活在当下。

四、超人哲学与强力意志

尼采在1885年首次在德国发表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介绍了超人的概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诗歌和哲学寓言,其叙事方式与尼采其他的著作都不同。书中讲述了过了十年离群索居生活之后返回文明世界的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的经历和教义。他向人类宣布了上帝的死亡,并解释了他的人生观,即超越超人所代表的超自然价值观。查拉图斯特拉的理论是,“人”是一种必须被抑制的生命形式。他的叙述充满警句,只言片语地展示了超越人类的经历描述了一系列与人相遇的情景——甚至是“最高级的”、“终极”人——这些都表明人类是一个堕落的物种,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查拉图斯特拉的存在是一个象征,他生活在虚无主义、无名怨愤和奴隶本性被动价值之外,是尼采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估,也是高级人的典范。他这种存在方式代表了“人”的价值转变,也是对人性未来变化的一种新观点。这种“价值转变”不提供新的“更好的”道德价值,因此不涉及道德论断;它只是观察价值的作用,以及他们推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查拉图斯特拉所代表的价值转变,要求战胜虚无主义和“人”,认清这一点很重要,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存在的意义是由力( force )决定的,个体用这个力来掌控生活,并建立起对生命的解释。为了战胜“人”,超人必须要发展出坚强好战的本性,并且接受那毫无同情的教条,即“杀不死他的,会使他更强。生命被风险、战事及克服被动力量等驱动着向前进;那些“最后的人”、“终极人”,他们“逃离了艰苦的生活”,无法再对生活进行新的解释,百无聊赖地飘荡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历史洪流之中。相反,超人“抓住了新价值的权利”,以“我要…”这样的断言取代了传统法则或“你应该…”的规定。积极地接受创造意义和价值的权利和责任,是超人与虚无主义者无名怨愤的区别。尼采认为,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堕落生活方式的特征,它更是构成“人”的要素。尼采的道德谱系学提出,人类生存在主动和被动两种力量之中(贵族本性表现出来的前者,及奴隶本性表现出的后者)。然而,人类历史表明,主动的力量慢慢会转变为被动的存在状态。尼采的主动虚无主义却与消沉厌世无关它代表的是与基督道德的决裂,这一决裂虽然后果严重,却是必须的,是“富有成果的伟大人性运动”的必要条件。尼采认为,“它或许是向新的存在方式转变的必要成长,以便乐观主义的极端形式,真实的虚无主义,可以应运而生”。尼采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间挑起了危机,但是这一危机的价值就是它促进了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分离,并推出了“等级”,“超人”就可能由此产生了。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除了“超人”哲学以外,尼采还对应地提出了“永恒轮回”的理论。尼采拒绝承认动作和反应的背后存在一个构成生命的主体。因此,我的行为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主体”或“灵魂”——操控这些行为,并给予他们意义。我们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体验以及我们给别的客体留下的印象。如果我们不是由无法削减的本质所构成,而是由整个宇宙网的各种力量、行为、反应而构成的,那么要复制我们的经历,则一切事物都必须回归。
由超人哲学而引申出的强力意志,是尼采哲学体系中最为核心也最为重要的概念。“强力意志”思想认为,生活拥有与生俱来的本质,这种本质不是以超验推理的形式从高于生活之外的某处获得的,这使尼采不再受到批判性思维的矛盾限制。与生俱来的本质——只接受生活——使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形式的人生(动物人、生理人、理性人、道德人等)是如何产生并合法化的。 在打破苏格拉底以降的“理念论”后,尼采终于通过强力意志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存在观。尼采反对将意识和精神作为存在的最高价值,这是他的积极生活观的基础。这一观点有三个主要的论断:(一)生命整体是一个由强力意志创造的力场,人类意识是它所创造的其中之一; (二)生命的意义既不是自我保护,也不是道德或精神启蒙,而是力量的增长以及“占用、统治、增长、变得更强的意志”; (三)强力意志通过辨别不同形式生命之间的力量等级来体现自己。
尼采的强力意志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个内在于生活的原则,而不是像超验理性那样高于生活超越生活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它认为所有的生活,不光人类生活,都是追求权力的整体。强力意志推出了与人无关的创造原则,它既是构成人类生活的因素同时也超越人类生活,这就将我们从只能用拟人术语来表述存在这一局限中解脱了出来。所有的生活都是连续的,是由与人无关的强力意志创造出来的,人的意识和身份只是它的效果之一。生活的目标既不是自我保护,也不是道德和精神启蒙,而是增加权力追求统治地位。强力意志解读生活的方式就是辨认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力量的等级关系,并判断一个力如何才能战胜另一个力。力量等级是由生活视角相互之间的统治地位决定的,它是每一个“真理”和“价值”形成的基础。在视角的等级背后,没有“真实的”世界;强力意志是构成每一个生命层次的创造力量。强力意志描述的是一种生产力,它既能创造,也能转化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存在”和“现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强力意志提供了一种动态的人生观,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存在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了新的解释,所以尼采的存在论也直接启发了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

余论 作为生命的哲学

尼采将一切都简化为生命,把哲学作为指导行动的工具。哲学的作用在尼采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那么在尼采的哲学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异化”的影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这样一个方面: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复合,而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利用工厂无限放大了人的劳动效用,从而泯灭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人变得不再自由,或者说处于一种被决定的自由中。马克思当然是坚定的决定论者,这种有决定效力的普遍规律绝不是上帝、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技术。宏观上讲,他是历史决定论者,人类社会发展至此必然是一个历史阶段;而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变成了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马克思不是温和的,在他那里,在被决定的时刻,也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人被外物、被一种人造的关系所决定,人就被“异化”了。不同于资本对人的异化,在尼采那里,人是被哲学,或者说被道德所异化的。无论是道德还是真理,都是人类自我建构出来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却异化成为至高无上的“理念”,去控制人们的言行,阻碍了人作为生命发展的自由。无论是尼采还是马克思,他们都要打破人外在的枷锁,把一切物质与思想还原到人本身的生命中去。
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里说,“世界是一个永远挺身向前、永远自我创造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尼采也这么认为,因此,它会颠覆人阻止它、组织它、在它怀抱里怡然自得以及把它弄成一个宜家宜居的安乐窝的所有努力;要么对人充满友善,有人就这么认为。说它友善,是因为通过你对它的认同,通过你在其中进行创造,通过你把自己投入这个伟大的过程,通过你发现自身蕴藏的创造性力量——这种创造性力量,你会发现,同样存在于外部世界,通过一方面认识精神、另一方面认识物质,通过把整体视为一个巨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创造的过程,最终你将得到自由。